对于城管执法感性认可 理性需探究

　　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，从理性和感性两个角度上看，感性方面印象还不错。因为自己基本上不去买菜购物，一般是外出做事，坐车回家。由于自己住在北京的北三环，在这里有过街天桥，必须过桥才能回家。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现过街桥上做小买卖，卖袜子等小物件的游商。

　　洪道德解释称，游商能把一个天桥两边铺满，中间只剩下一条过道，只能让一个行人通过。而有时就过不去，因为有人停下来选购商品，整个把桥给堵了。给洪道德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正好要走的时候，刚走到桥面上，摆摊的人把商品底下的布兜起来就跑，一看才知道，说"城管"来了！”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洪道德认为，解决此类问题，游商真的是占道，而且占用唯一的通道，这种情况下，对整个周围的居民、路人来讲，显然不太合适。那么，城管把这块管起来，应该说还是可以的。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从管和罚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从这个词的本意来讲是没有罚的，就是城市管理，管理怎么会有罚？现在媒体上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出在罚上，并不出在管上。若真要管的话，没有人反对管，即使指出不能在这摆摊，游商不在这摆也就罢了。

　　洪道德以“瓜农被害案”为例分析，“一百元产生的血案”，如果说这不能摆，你走，他也就走了。这方面到底是城管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带来的问题，还是城管职能这个工种的问题有待商榷。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以占道经营为例，说它不合法，等于无照经营，照该谁来发？是不是工商发？是不是该工商管？工商是不是应该自己成立一个执法队伍？不能形成工商就坐在家里面，人来申请我就批，合格就批，不合格就不批，社会上无照经营工商不管，这个问题，工商能这么去解释吗？

　　对此，知名“维权人士”王海，也对洪道德的观点表示支持。王海认为，各种违法的行为都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在管理。那么，再专门设立一个城管，对它的授权是不是再精准一些，明确一些？这种设立有没有正当性，有没有必要性，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。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，经常看到小商小贩和城管打交道。曾亲眼见到很恶劣的案例，把游商的车子掀翻。把小商贩电子秤摔在地上。这是完全破坏别人的财产，属于破坏公民的财产，这个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。

　　洪道德分析指出，这本质上是以“违法对违法”，甚至以对“大违法进行小违法”。占道经营，说到底没有破坏财产，就是少了一点点给国家的纳税。除了没有纳税这一点以外，或者对社会造成何种损失，可是城管把秤给砸了，车给掀了，车上的东西肯定摔在地下就摔坏了。是不是典型的破坏行为？车辆，台秤，车上的水果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财富？只不过是目前由小贩自己掌握的，但从社会来讲，它是社会的财富。

　　洪道德表示，可以把城管的行为，看作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城管又是依法办事，因为他有合法的身份。

　　洪道德告诉中国经济网，我国目前没有“上位法”，从《宪法》来看，国家法律无非对《宪法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“基本法”，而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是没有的。现在许多人引用了较早前颁布的《行政处罚法》，称这其中修改一条授权某个机构来行使权利。而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，根据这句话就能在全国各地，只要是个城市都有城管部门，都有城管机构？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这句话就算授权城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，但又有何意？一个条文要求全国各级城市，各级政府，在各个直辖市等都成立一个城管部门？城管部门的合法性存在的正当性确实很欠缺，先天不足。

　　对此，知名“维权人士”王海同样持肯定观点。王海认为，现在我们的城管，在执法的合法性上，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见到很多城管，是在破坏公私财产，主要破坏私人财产。严格来说，这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，甚至是犯罪行为。

　　王海表示，游商的权益若被侵犯，首先要明确城管必须要经过法定程序，如果没收，要有法定的理由，要有法定程序，先要做出认定。由谁做出必要的罚没的决定。因为，小商贩有一些申诉的权利，这些权利都要告知当事人，当事人有获得救济的权利。比如自己的汽车停在路边，城管上来弄了一把大铁锁锁上轱辘，把车的电镀损坏了。这种情况，锁车有没有必要性，本来就认为它影响交通，锁了不更影响交通么？同时还把车轮损坏了。这也直接损坏了当事人合法的财产权，这种情况，应该让当事人获得更多的救济机会。比如提供各种便利，让当事人可以方便的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。

　　洪道德也基本同意王海的看法。洪道德认为，执法权是和处罚权结合在一起，城管队员有这样的执法权，除了处罚以外，那种影响市容的行为，比如占路、摆摊，城管权利就在于扣留，把占路摆摊的财产，包括一些工具，有权予以扣留，原因就是占路。扣留完后，应该由谁来处理？就不应该由城管部门来处理，要交给司法机关。轻的交给公安机关，量比较大的还应交给法院来处理。怎样想办法把城管部门的处罚权给它拿掉，否则没有道理。对于处罚权，在“上位法”法律上依据不足。

　　洪道德告诉中国经济网，现在看，除城管部门，其他地方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法、违规停车，都是先拍照，“再贴条”去处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旦引起争议，不认为自己的车占道了，你说我占道，到时候可以把照片拿出来看看这个位置，大家都能够接受。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城管也一样。在执法过程中要文明，在进行扣留的时候要留下客观依据。如果现在现代化条件不够，也应在当时，在事发地点，什么位置进行了摆摊，让摆摊人自己在笔录上签字，如果拒绝签字的话，可以要求路人见证。通过围观者的支持，这种执法应该会得到公众支持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被执法人恐怕也会慢慢接受。城管文明化执法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路，确实占道经营不合法，甚至违法，也会接受这样的处理。

　　洪道德表示，执法本身要文明，处理过程中要公开透明，这样才能保证这种执法是一种公正的执法，是一种合理的执法。不仅会得到周围群众的支持，也会得到当事人的理解。在理解基础上要求其配合，估计这个要求也会得到当事人的接受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
　　近年来，由城市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甚嚣尘上。日前，知名“维权人士”王海做客中国经济网《我消费》栏目特别节目《王海热线》“城市管理·社会共治”专题访谈时表示，浙江的地方官员对于回应强拆为“助拆”的说法可笑至极。

　　王海解释说，在湖州的织里，这个所谓的违章建筑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雨棚，如果算是违章建筑，应由规划部门，按照《规划法》的规定，由规划部门责令拆除。如果说自己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刑事诉讼，然后，才可以强制拆除。

　　王海进一步告诉中国经济网，当时告知书有贴在墙上，也给当事人下达了通知，那么责令拆除，算是一个行政处罚行为。而在当地，城管就代替了规划部门。这个规划部门应是区县一级的规划部门，才能有权利责令拆除违章建筑。就是你先得认定，认定了，当事人还有申诉的权利，或者补办手续，或者不服要起诉，认定完以后才能责令拆除。然而，结果是城管违法，城管就代替规划部门下了一个东西，责令拆除，不拆除之后几天就强制拆除了。

　　据王海介绍，当时跟镇上的书记讲，这个拆违，在主体上程序上是违法的。因为，主体上强拆，主管部门才有权利进行强拆。程序上先由规划部门认定，规划部门责令他拆除，然后对方不起诉，不行政复议，因为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，违章建筑，如果责令你拆除，在收到强制责令之后又不行政复议，又不提起刑事诉讼才可以强制诉讼。换言之，如果我有违章建筑，如果我提起行政复议，如果我提起诉讼，就不允许你再进行强拆了，这是《行政强制法》对公民财产权的一个保护。但是，当地完全就是城管部门完全忽视《行政强制法》还有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直接就进行了拆除。当时当地的书记回应称，“我们不是来强拆的，我们是来助拆的。”

　　洪道德告诉中国经济网，从国家法律规定讲，很简单。就是政府已经有很多的职能部门，每一个职能部门，如果都严格的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话，那么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的管理，就已经达到了管理的目的了。

　　洪道德进一步解释称，以违章建筑为例，有规划部门。规划部门做出违章判定以后，责令拆除，责令拆除不行的话就限期拆除，限期拆除不行的就强制拆除，强制拆除到点以后，拆迁队伍就来了。规划部门也不可以没有执法权，如果没有具体执法权，这时法律便介入。因我国早就规定，此类问题归公安部门，公安部门必须把规划部门强制拆除的这个决定落到实处。如果在此过程中，当事人提出了异议。向法院起诉，那么就变成法院的管辖权利，这个强制拆除，最后是变成法院的判决，法院判处强制拆除，由法院来执行。让各个部门各尽其责，城市管理将更加有序。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城管部门只能是解决政府各个法定部门，在充分旅行职责后，整个社会管理当中依然有缺口的部分，这个缺口由城管部门来负责，把这个缺口堵上。而现在这个缺口已经无法用现行存在的这些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，不能让他们来解决了，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了，这个时候再有缺口的话，这个缺口再成立一个工作部门，再成立一个职能机构来补充这个缺口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通过第三方的一个行政组织来加以完善。

　　谈及愈演愈烈的拆迁问题时，王海对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强拆事件坚决表示：“不合法。” 王海告诉中国经济网，当地政府明显属于违法行为，程序上，主体上均不合法。因为，这一举止直接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。长此以往，政府的形象就会一落千丈。公众就会产生质疑，政府执法太随意，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，这样很难获取公众的支持，很难获得公信力，这个是最致命的。

　　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，城管确实有必要存在的情况下活动，你的执法活动一定要讲究文明、透明、公正，要合法，而不是给人感觉比较野蛮，比较唯利是图。不能对占道经营就是罚款，罚完款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。像湖南瓜农这个案子就是如此。不在他划定的范围里面做小买卖，跑到别的街道上做小买卖，不是不可以，在那里交一百块钱，交了一百块钱你就在那卖。你究竟以权谋财，还是在这个地方管理了？很值得人思考。既然说不能卖，罚多少钱也不能在这接着卖了，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管理。

　　近来有关城管出现的种种问题，最后都是归于三个字，“临时工”。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表示，“临时工”和“正式工”在法律上没有区别。

　　洪道德进一步解释称，从不是正式编制里来分析，就是“临时工”。这样的“临时工”是如何产生的？这是城管部门自己滥用职权造成的，是政府成立城管部门的时候，就已经埋下了这个“定时炸弹”。确实城管真要是什么都管，现在城管真的就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。无利可图的就不去管，其实城管专门去管无利可图的，城管专门提供服务。举个例子，马路上下水道丢了，那是城管第一时间赶紧要解决的。很少见到城管去管这事，他一定会说这个不归我们管。

　　洪道德表示，城管首先是服务，第一，服务；第二，管理；第三，才是处罚。而将责任推至“临时工”身上，是不懂法律的一种借口。因为从法律角度讲，只要是你雇的人，出的事情你都要负责；不存在编制内还是编制外。

　　洪道德坦言，“临时工”和“正式工”在法律上没有什么区别。人都受政府的聘用，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。在法律解决这个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赔偿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这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在履行职责。在履行职责你所在的机构，所在的部门，就必须给他履行职责当中造成的侵害行为负有赔偿责任。本身城管的存在就有违法之处，同时再融入到所谓“协管”、“临时工”的加入，可谓“错上加错”，更有甚者是“为虎作伥”。

　　洪道德分析指出，协管的素养、水平，肯定不如正式的，有编制的。因为有编制是有要求的。首先要经过考试才能够进来，不是随便想招谁就招谁的。就相当于做法官，做检察官一样，要有司法考试，取得资格以后被人家所聘用的，被人家招聘进来的。这个进门的门槛是比较高的，而协管就没有门槛，随便进来，只要是城管部门的领导看着谁好，想让谁进来就能够让谁进来。它是没有任何门槛的，这在地方差别很大。再有，既然是协管，那么他受约束的心理上的这种自我约束成分也就很低。究其原因，干好就干，干不好明天就走人。还有另外一类，我干的再好不也是个“协管”么？

　　对于洪教授的分析，王海认为，“临时工”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在损害政府的形象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，那么让政府离群众，离人民越来越远。解决这一问题，还要依法行政。之所以城管出现这么多的问题，主要还是在违法上。城管执法首先就不遵守法律，用违法行为来管理违法行为，这很显然是一个明显有问题的做法。

　　积极推行"网格化"管理 是城市管理必由之路

　　洪道德认为，尤其是在大城市，特大城市，甚至是接近于大城市这种中大城市，还是有一定的推广空间。首先是这个城市，你自身的秩序应该相对讲比较有序化。比如北京，应该说现在各个小区，自己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水平。如果本身这个地方正在大拆大建，车来人往，一片施工景象的，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去要求你市容卫生要达到标准？所以首先城管管理服务的范围，服务的手段，还要跟被服务、被管理人的水准，这个社会相结合，要相适应。

　　洪道德指出，不是是个城市就要成立城管部门，成立城管部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作为一个机构他总是要在工作的，他不工作显得没有必要，那么可以让他工作的东西又比较少，慢慢的，甚至相当快功能就会异化了。甚至可以看到，全国大部分城管功能异化的原因，本来有服务，兼有管理，还有个别对他进行依法处理，他还不服，他还不接受的话再进行处罚。现在给我们感觉，顺序倒过来了，服务没了。

　　对此，知名“维权人士”王海认为，首先，城管如果进行执法，执法主体要对，要有明确的授权，有法定的授权，能不能管违章建筑的事？能管方管，不能管则莫管。另外，它的程序是不是对？是否进行权利义务的告知，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评估或者是鉴定？或者是由其他部门进行认定，程序要对。然后，还得看是否对公众的正当权益造成了损害。

　　对于王海的观点，洪道德认为，城管只要是依法履行了职责，受到了被执法人，或者当事人的抵制，这种所谓的反抗，那么应该说是当事人不对，被执法人这边不对。首先要强调这个执法要合法，要合法的去执法，要有根据的去执法，执法过程要体现出自身的正当性。只有文明的执法，才能不让公众“谈城管而色变”。